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566分钟的纪录片《浩劫》经典重映(3)

朗兹曼让苏赫梅尔唱了两次那首军歌，因为对方不知道这是偷拍的——偷拍的信号车停在外边。真的有人会为此指责导演的伦理问题，这就是“呆气”了。

偷拍的图像是黑白飘着雪花点的，这让小队副看起来更像个魔鬼。虽然三四十年过去了，但他依然清楚记得集中营那些精心设计的、插翅难逃的建筑细节，以及它的每一个地狱功能。但无论朗兹曼怎么诱导，他都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坚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在采访其他纳粹党员时，导演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由此可以得知，即纳粹官僚体系是一个庞大的机器，这种制度之恶，卡夫卡早已刻画得入木三分，但是一旦由现实灾难证实，会更加令人无法忍受。“最后解决方案”并没有具体说方案是什么，主要是暗示，正是没有明确的指令，才让这种心照不宣、“懂的都懂”的准确执行更暴露出“平庸之恶”的本质。

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并不是为纳粹开脱罪责，她所做的是指出了这种大恶本质上的“平庸性”，能称为“最后方案”的无论如何都本该是有些非凡的东西，但其实只有平庸。它源自一种小市民的（小市民的社会地位通常处于中等或中下阶层，他们既不属于社会顶层的精英，也不属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混杂着民粹主义的集体意识形态，它是属于现代性的，而当时德国这种以工程师至上的小市民国家，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更能释放出最大的“平庸之恶”。这个“最后解决方案”不是仅仅由纳粹军人完成的，更是一种集体共谋，其中德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除了军工之外——机械制造、车辆制造、交通运输业、建筑行业起到了巨大作用。杀人设备、焚尸炉的制造如此高效，集中营的设计如此严谨，工程师、建筑师“功不可没”。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他们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对设计用途“不知情”。

铁轨在神秘的地方突然分轨，直接通往地狱，火车重新设计，以便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满更多“犯人”，对于铁路系统来说，火车调度是至关重要的，稍有常识的人都懂。没有调度命令，这些“犯人”根本不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当导演采访原德国东部铁路局副局长时，他的回答是不知情，“我只是坐在办公桌后面干活儿，每天工作多得要命……”这些勤勉的公务人员、工程师、医生（不要忘了奥斯维辛的“医疗室”）共同维护了纳粹死亡机器齿轮的稳定运转。跟他们相比，火车司机显然更诚实，他说实际上还没到集中营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闷死了，尸体和无处清理的排泄物臭气熏天，打开密封的车门，死尸就像土豆一样滚出来。火车司机干活儿可以说是为了糊口，那体面的中产阶层呢？

朗兹曼的采访还展示了一套“铁路经济学”：帝国的运转是遵守商业逻辑的，工程师、公务员都必须维持体面的岁月静好的生活，“哪怕世界毁灭，我还是要喝我的茶……”火车票都需要用钱，尸体和排泄物弄脏了车都要换算作票价。犹太人去奥斯维辛是按照团体旅游票的价格自己购票的——这又是一个地狱笑话。短途旅行，赚钱不多？那还有长途的，希腊犹太人被从科孚岛运到奥斯维辛，历时十余日，横跨多国，运输费高达200多万马克（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也是由犹太人自己买单的。

科孚岛上生还回来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他们的财富被当地人侵占。这种“经济学”体现在欧洲多个国家、地区。它们大多对此声称“不知情”。而朗兹曼要面对的危险不仅来自纳粹，也来自那些“不知情”的大多数。当然，看到朗兹曼采访到了党卫军副指挥奥斯瓦尔德的副官弗朗茨·格拉斯勒博士的时候，还是有些令人意外的，但不意外的是，就连这样处于核心位置的恶魔，都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最后解决方案”，不知道有大屠杀，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而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广受尊敬的大学教授。

为他者承担责任让人成为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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