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极岛》：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间找平衡

电影《东极岛》剧照

2024年上映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渔民冒死救援英国战俘的感人事迹，不仅为那些一度被遗忘的拯救者正名，为当年的受难者及其后人发声，也使日本侵略者残忍邪恶的过往被看见、被鞭挞。当电影《东极岛》决定用故事片的形式重新演绎这一题材时，观众难免既期待又忐忑。

纪录片可以从不同视角来一点点拼凑、还原那段过往，通过创作者的细致梳理与深入挖掘，慢慢深入历史的幽深晦暗之处，并打捞岁月中最感人，最光辉的部分。同时，纪录片可以频繁使用“间离”效果，对观众进行直接的主题宣讲。故事片则要努力隐去人工编排的痕迹，使情节自然又合理地展开，让观众与艺术世界深度共情，进而在一种“眩晕”般的沉浸状态中，得到心灵的触动和思想的启迪。因此，故事片在重构历史事件时，会遇到更多的叙事挑战。

此外，该事件涉及的内容虽然震撼人心，但对于故事片来说却尽是“短板”：主角是一群中国普通渔民，他们身上可能缺乏传奇叙事所需的英雄光芒和硬汉气质；中国渔民救助英国战俘的义举，更多源于朴素的善良本性与祖训传承，未必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而难以展现复杂的人物成长弧光。

凡此种种，决定了《东极岛》必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才能满足故事片的叙事要求。至于艺术加工的尺度把握与艺术手法运用是否得当，需要观众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削弱

《东极岛》虚构了阿赑、阿荡这对性格鲜明的兄弟，以及阿花这个充满粗犷野性之美的姑娘。这或许是创作者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之间找到的平衡点：既保证主线情节的历史根基，又能在虚构角色身上强化戏剧张力和情感深度。

只是，当完全杜撰的人物成为历史壮举的代言人时，会不会削弱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人为地强化戏剧冲突，会不会陷入过度煽情、消费历史的窠臼？

在仅有263人的封闭小岛上，健康性感，彪悍狂放的阿赑与阿荡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为此，影片巧妙地——或许也略显无奈地，将两人设定为吴老大从海上“捡来”的孤儿，既规避了交代人物成长背景的繁琐，又通过两人可能是“海盗后代”的身份，来合理化解释兄弟俩超乎常人的水性、惊人的战斗力。女主角阿花则是吴老大从人贩子手上解救的养女，也可归入“无根浮萍”型人物。当三位主要角色都因缺乏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而与当地渔民群体形成了显著区隔，这种处理方式暴露出商业类型片在改编真实历史事件时常见的困境：拘泥于史实容易显得平淡呆板，放飞想象力则会破坏题材的严肃性。

为顺利推进情节发展，影片还不得不引入两位“翻译”：懂日语的李元兴和略通英语的陈老师。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自然不会有这种人才，创作者只好强调他们也是外来者。当影片中的情节转折、高潮，以及泪点和煽情点，全部来自五位外来者，东极岛的渔民除了吴老大有一些戏份外，大多沦为面目模糊的背景板，且他们经常戴着斗笠，连清晰的面容都难得一见，这对于当年的平民英雄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同时，影片缺少铺垫地渲染了阿赑与阿荡的性格差异和价值观对立，并借机将岛上的村民分成两派：以阿荡为首的“大义派”，坚持人道主义情怀和反抗决心；以阿赑、李元兴、陈老师为代表的“自保派”则一度选择隐忍求生。这种少数与多数的对比，可能反映了真实历史情境下的人性常态，但“大义派”一方居然只有阿荡一人，这多少有点不合常理。更重要的是，影片不断强调阿荡的“赤子之心”，将救人于水火视为他的天性和本能。如此一来，人物形象的单薄与空洞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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