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海传和长安的荔枝看古装剧的破局与困局(2)

剧集接近尾声处，李善德以表面新鲜、实则腐烂的荔枝圆满交差，在当面痛斥右相杨国忠后金蝉脱壳，并借此让圣上惩罚了鱼承恩等奸佞之臣，完成了这一人物从“职场老黄牛”到“体制清醒者”的蜕变。这些情节虽然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却通过以史鉴今的方式，精准击中了当代观众的情绪痛点，展现了古代小人物的伟大与悲壮。《长安的荔枝》完成的不仅是李善德个人命运的书写与重塑，更有对旧时封建官僚贪腐成性、尸位素餐、鱼肉百姓的深刻批判。

二者相较，《藏海传》更侧重个人成长与权力博弈的戏剧化呈现，而《长安的荔枝》更具社会批判意识，二者共同拓展了古装剧在观照现实维度上的可能性。这种古今映照的叙事策略，既保持了历史剧的质感，又赋予了作品强烈的现实指涉，使观众在欣赏古代权谋戏码的同时，也获得不少职场启示与情绪价值。

主角光环削弱了表达深度

作为古装剧的类型突围之作，《长安的荔枝》和《藏海传》却在“类型创新”与“现实深度”的矛盾中遭遇新的困境。两部剧集虽然都有打破常规的叙事野心，却缺乏扎实的情节设计进行支撑，有时只能依仗主角光环的加持来推进剧情发展，并在叙事逻辑上存在不足和“硬伤”，从而削弱了剧集表达的深度。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在原著小说中，李善德荔枝转运的行动，旨在表现唐代底层官吏在体制重压下的生存博弈，以及主人公的智慧与现实困境之间形成的戏剧张力。剧集改编却陷入主人公“动机简化”与“光环加身”的双重困局：一方面，李善德誓要完成荔枝转运任务的动机，被压缩成只是为了保全女儿的单一情感驱动，减少了他在原著中“为生计而算计”的人物复杂性；另一方面，强行插入李善德与荔枝园的侗族女孩阿僮、胡人商会头目阿弥塔的情感线，这些跳脱现实逻辑、似有还无的情感戏码，不仅让李善德的智谋、努力被稀释，更有将女性角色简化成给“主角光环”做注的工具人之嫌。

《藏海传》同样陷入了此类创作窠臼。主人公藏海的复仇与内心挣扎本应成为剧情深入呈现的内核，可以就此深入挖掘权力漩涡中人性的复杂与幽微。然而遗憾的是，全剧并未能通过有效的叙事充分揭示藏海复仇的深层意义。一些剧情设定也缺乏逻辑动因，如藏海以幕僚身份搅动朝局的设定就缺乏合理的剧情做铺垫，让人无法信服。其施展权谋所仰仗的纵横之术与堪舆技艺，也始终游离于权术博弈的核心之外。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这些本应体现在权谋较量上的“杀手锏”，最终沦为了“金手指”式的叙事捷径，难以触及权谋斗争的深层逻辑。

叙事视角的混乱和叙事逻辑的薄弱也值得注意。《长安的荔枝》中岭南部分的剧情，重心一度偏移至郑平安与何刺史的“兵符闹剧”，而此时主角李善德完全沦为背景板，其运送荔枝的核心行动被简化为与商人的斡旋，致使全剧的权谋叙事沦为插科打诨的笑料，而本应突出展现的主人公面对命运危机时的茫然和在民间情义加持下重获希望的曲折过程，却被“抢戏”了。

剧集还出现了不少“降智桥段”与“逻辑硬伤”：开篇，郑平安突然就被左相选中，作为心腹去偷听杀人，被网友指责逻辑不通、过于儿戏。大结局处，如果说郑平安为救李善德父女而身死，尚可理解为通过“喜剧转悲剧”的手法完成角色的升华，那么小厮狗儿拔刀殉主，化为魂魄后与郑平安的魂魄相见，还哭喊着“我怕天上没人伺候你”，则太过脱离现实，强行煽情。而这对人物的结局设定，也不过是为给李善德携女隐居岭南的“圆满”强行铺路。要知道，一方面，以郑平安的武力值就除掉了白望人头目并不能让人信服；另一方面，右相及其麾下党羽怎么可能让李善德轻易就逃脱了追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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