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作品中，看见电影的破晓和未来(3)

基顿在电影里总是身处充满危险和变数的空间，他演出的所有角色在本质上都是无家可归的年轻人。那些大男孩即便不再被情绪不稳定的父亲摆布，但自然和命运以骇人的不稳定持续充当着不在场的父亲。不过在《船长二世》，这个柔弱的年轻人与凶蛮的自然之力相持，最终是为了救出他的身陷牢狱的父亲。父亲蔑视、打压并拒绝一个“不够有男子气概的儿子”，但这个孩子没有放弃父亲，在“不可能的情境”中确保父亲重获自由。这部电影结束时，基顿走到了“父与子”主题的终点：儿子不可能靠出走或反抗来战胜父亲，战胜父权的唯一方式是儿子承担起家长/父亲的角色。

至此，基顿跨越了对于男性创作者而言至关重要的一道关卡，本该进入全新的创作阶段。然而，反复捉弄过他剧中人的命运这一次在现实中摆布了他。

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放映的4K修复版《日落大道》里，基顿扮演了一个沉默的配角，是风光不再的女主角的老朋友和牌搭子，女主角诺玛曾是默片女王，进入有声片后，无法适应表演风格和时代趣味的变化，被行业所淘汰。现实中的基顿在《船长二世》之后同样销声匿迹，《日落大道》的剧情让很多热爱早期电影的影迷对他的际遇产生类似联想。

真相却不是这样。

基顿在1929年以后遭遇事业重挫，然而他绝非电影形式变革的受害者或被时代风潮淘汰的旧人。一切的开端是他不擅理财的财务悲剧。虽然并称“早期喜剧三杰”，但基顿不具备哈罗德·劳埃德和卓别林那样清醒的商业头脑，他在影片制片方面严重依赖他的大舅哥。1928年，电影不仅面临从无声到有声的变革，电影工业也在经历化零为整的重组，小规模的独立制片公司逐渐被并入大片厂。基顿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接受妻兄的安排，关闭独立制作公司，加入米高梅片厂成为签约演员和导演。这是糟糕的错配。他自主创作的电影里最迷人的品质是讽刺和浪漫相辅相成的轻盈感，他最反感煽情的感伤。而米高梅的老板梅耶是一个无法理解高级喜剧的煽情大王。基顿加入米高梅，就像菲茨杰拉德来到好莱坞，他们都是进入了他们不能适应且丧失用武之地的商业养殖场。

创作受打压，这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很快波及个人生活。基顿在1958年的一次访谈里说：“那时我搞不清周遭的状况，然后开始酗酒。”基顿在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受着酗酒和抑郁发作的困扰，他形容1930年代以后的自己状态是“从世界之巅驾雪橇而下”。

即便如此，基顿还是像他扮演过的那些角色一样，承受住命运冷酷的重力，幸存下来了。他挺过了灵魂的黑夜，没有坠落在酒精和抑郁的深渊里。他失去了主演和明星的光环，但是他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喜剧，起初是转换工种做了喜剧剧本医生，和米高梅的合约到期后，他主动提出不再续约，转向新兴的电视行业。在人生的下半场，他紧紧地抓住了一切可能的上场机会。

查理，你看电视吗？

晚年的卓别林也曾认为基顿是“需要被拯救的可怜人”。在卓别林的半自传电影《舞台春秋》里，他邀请基顿客串与他同台的一个“酗酒的小丑演员”。剧组第一次见面会，62岁的卓别林以为他久别重逢的老同行是“破产且崩溃的过气演员”，没想到56岁的基顿意气风发，爽朗地问他：“查理，你看电视吗？”卓别林应激地大喊：“老天啊，不！”他怒斥电视“差劲的，讨厌的小屏幕”。卓别林是怀旧的技术恐惧者，他以为基顿是和他一样的“逝去时代的艺术家”。没想到后者在电视行业迎来了事业的又一春——基顿喜欢看电视，喜欢参与电视节目，喜欢和人们讨论电视的技术进步以及电视媒体的未来。他53岁那年第一次在儿子家里看到电视时，重新焕发了他22岁从杂耍剧场来到电影拍摄现场的热情，“整个下午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到晚饭的时候他说，这是娱乐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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