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石先生》：抗战烽火中的岭南风骨

谢君豪在电影《坪石先生》中扮演黄际遇。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坐标上，电影《坪石先生》以“以静写动”的文人叙事登陆全国银幕。作品将镜头对准一段被遮蔽的岭南教育史诗：1938年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院校师生辗转粤北坪石，于竹棚油灯与轰炸夹缝中度过弦歌不辍的峥嵘岁月。影片舍弃炮火纷飞的战场直描，转而以山水书声构筑静水深流的抗战图景，填补了华语影坛对华南知识分子“文化抗战”的叙事空白，更以独特的岭南气派叩问“文脉长城”的当代意义。

历史显影：从西南联大到坪石文脉的银幕重构

当西南联大的“南渡北归”已成为抗战集体记忆中一个典型符号，《坪石先生》首次将镜头对准华南教育史上那段几乎湮没的壮举——1938年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院校师生徒步千里内迁粤北坪石，在竹棚油灯与轰炸夹缝中赓续文脉。影片以“静水流深”的叙事，让这段被遮蔽的史诗从历史的褶皱中重焕光芒。

影片的叙事风格颇具契诃夫式的韵味，虽无硝烟弥漫的战场厮杀，却以静水流深的力量，同样动人心魄。其脉络清晰，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首先，真实还原中山大学在烽火岁月中的办学风貌；其次，深刻描绘中大师生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抉择与坚守；最后，细腻刻画以黄际遇教授为代表的剧中核心人物的精神世界及其深远意义。这三个层面相互交织，共同构筑了影片的历史深度与人文厚度。

电影将时空精准锚定在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日军进逼坪石镇的危急关头。镜头冷静而克制地捕捉了彼时众生相：莘莘学子的求知与盲动、先生们的从容与担当、校工们的勤勉、百姓们的忧惧。推动叙事发展的动力有二，一是外界战事的日益迫近，催生了师生们各自不同的应对；一是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来访。后者在黄际遇教授陪同下，泛舟走访各院系，沿途次第展现了中大师生在困厄中坚守学术、弦歌不辍的精神风貌。影片的高潮，则围绕着坪石沦陷前的“最后一班火车”展开，将抉择的沉重与离乱的悲怆推向了极致。

选择黄际遇教授作为影片主人公，，其意义是多重的，且与上述叙事核心紧密相连。历史上，黄教授本身就是一位文理兼通的大家，身兼中大数学天文系主任、中文系兼授骈文及校长秘书数职。他的多重身份与学贯中西的素养，使其成为串联起战时中大复杂图景（办学风貌、师生抉择）的理想枢纽。而其人生结局——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在复校途中不幸溺水身亡——更为这个人物增添了一抹宿命般的悲情色彩，使其精神世界的刻画更具深度与感染力，也更能承载反映中大抗战校史的重任。

导演甘小二以学者般的严谨态度，耗时六载，潜心研读档案，深入粤北三县六镇十八村实地考察，最终在银幕上精准复原了那段“用黑板对抗炮弹”的峥嵘往事。影片中诸多动人细节皆非虚构：黄际遇在撤离前的兵荒马乱间，仍协助演算宇宙第一速度；撤离前夕的音乐会上，一曲《杜鹃花》如泣如诉；建工系教授卫梓松为拒任伪职，毅然服毒殉国……尤其是卫教授临终前那“回头冷笑”的瞬间，充满了对日寇的极度蔑视与慷慨赴死的凛然决绝，堪称全片最具精神震撼力的高光时刻。正是这些对历史褶皱的钩沉，使峥嵘往事超越地域记忆，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精神丰碑。

美学基因：岭南气韵与文人电影的视觉诗学

《坪石先生》以文人电影的美学自觉，重构了抗战题材的既定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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