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之下的历史褶皱 《天行健》与《人生若如初见》如何重写大变局(2)

与梁乡能够形成对照的是《天行健》中的县衙捕快王家洛。王家洛同样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人物，但形象的成功也恰恰在于他的不变。他的不变表现在个性气质上是极端执拗的——千里追凶百折不挠，严守律法大义灭亲；表现在政治立场上则是极端愚忠——在听闻武昌起义成功的情况下依然拒绝革命者的延揽，自刎坠海而亡。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县衙捕快甚至都算不上一个“官”，因此王家洛对清朝的维护并非既得利益者的贪婪侥幸，只能解释为一种非理性的偏执。他的“殉葬”对于历史来说毫无意义，但偏执也让他通往了某种深刻，于是他也就成为历史题材中少见的落后却壮烈的小人物。因此在剧集播出期间，许多观众虽然对王家洛的选择表示不解和困惑，却很少有观众对这一人物的价值观进行“讨伐”。

对革命+恋爱模式有新突破

传奇离不开浪漫。欧洲骑士和中国才子的故事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从来都不仅仅因为征战和功名，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浪漫爱情。因此无论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如何批评“革命+恋爱”，这一叙事模式直到今日仍然在历史题材中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天行健》和《初见》在浪漫叙事上对于此模式均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突破。

大概没有观众会认为《初见》中的“红白CP”（吴天白与菽红组合）是好磕的，甚至吴天白的正面形象都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强烈质疑。然而菽红和吴天白这段占据了2/3剧情时长的关系，恰恰是剧作为数不多的真正突破——它揭开了革命浪漫主义里残忍的一面。更准确地说，那些曾经由鲁迅的《伤逝》、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白薇的《炸弹与征鸟》等中国新文学作品探讨过的问题，那些在启蒙和革命的宏大叙述之下的个体终于进入了大众文化产品，被呈现在了观众眼前。吴天白用时代赋予他的光环吸引了年少懵懂的菽红，菽红由此开启了颠沛流离的人生。剧作同时也展现了吴天白真正的魅力，虽然他在生活上未与恋人平等相处，但是在事业中他又确实将菽红视作战友，交付信任并通力合作。面对可能到来的牺牲，他确实没有怜惜过菽红的生命，但他也同样没有顾及过自己的生命。斗争的浪漫与残忍，本就是一体两面。当治好双腿重新站立起来的吴天白从杭州带回来一个满眼崇拜的小姑娘时，已经成熟且独立的菽红非常平静地道出了真相：“他这样的人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他自己。”被启蒙者对于启蒙者的了解，从来都比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了解透彻得多，只是她们在很多时候选择了沉默，或者主动选择了宽容。

“红白CP”之外，杨凯之与朝鲜女孩李珠姬一笔带过的恋情同样深刻。李珠姬因被日本警察控制，邀请杨凯之一起逃亡，杨凯之以“东京还有我的革命”为由拒绝。李珠姬回应道，“革命和爱情本来就是一回事，革命者永远都是浪漫的。”但杨凯之依然拒绝，二人于是分道扬镳。李是“恋爱脑”吗？事实上彼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将自由恋爱视为革命的内在组成部分，将私人生活与日常行为视为实践本身。李珠姬与杨凯之的矛盾，也就是丁玲小说《韦护》中男女主人公的矛盾。

如果说《初见》再现了残酷斗争与浪漫共存的真相，那么《天行健》则明快地肯定了个体情感作为革命动机的合法性。穆青参加维新变法的动力之一，是他能够称呼乌兰珊的名字而非格格，能够牵她的手而非向她下跪。变法失败后他在狱中呆了12年，重获自由时他仍然要向格格下跪行礼，这令他感到痛苦。但是加入革命意味着要毁灭乌兰珊拥有的一切，因此他踟蹰不前。然而，他很快发现乌兰珊虽有权倾朝野的父亲和手握北洋兵权的丈夫，但从未展露笑容。当乌兰珊问他“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格格，所以你还在为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的时候，凭着对恋人的了解，他笃定乌兰珊已经为了自由加入革命，于是他再无顾虑。剧作利用等级制度下格格和侍卫的主奴身份，将个体情感与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相联通，是对于经典革命浪漫主义的再度召唤。没有观众能够轻易拒绝这种朴素而原始的感动。

历史仍是影视创作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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