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冷真相与历史细节（沉默的荣耀）剧评

朱枫吴石聂曦等那些冷真相。

朱枫吴石聂曦等那些冷真相-《沉默的荣耀》下历史细节

今年中秋节是公历10月6日，131年前的中秋也是这个日子，那一天，吴石出生在福州一个富裕家庭。131年后，中国特地在中秋节前夕上映一部央视谍战大剧四十集《沉默的荣耀》纪念牺牲1950年在台湾的吴石与他的情报小组

这几天既是中国国庆中秋长假，我父母推荐我看时隔十七年以后，华语第一谍战剧《潜伏》终于拍出续集，而且采用纪录片手法，原型人物真名入剧-《沉默的荣耀》，主演是中生代老戏骨“刘皇叔”于和伟演吴石，书卷气浓郁，形象清雅的我们上海大明星吴越老师担纲多次“最佳女配角”以后终于演女一号朱枫了，曾与大学同学章子怡、梅婷、胡静、秦海璐、傅晶、袁泉并称中戏“七朵金花”，传说中“中戏有史以来最美校花”大美女曾黎老师演吴石夫人王碧奎，偶像歌手魏晨演聂曦。

一部我心目中正常的剧，没有低智的逻辑，没有夸张的表演，没有狗血的剧情，最好的一点是，没有端着偶像包袱的当红艺人们，目前，一切都好。据说将在十月廿五日庆贺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八十周年，这部戏应该是应运而生。

本篇是楼主梳理总结的吴石情报小组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全面+细节的回顾，也展现给大家历史深处走来的全新的朱枫与陈宝仓以及聂曦有血有肉真实形象，解释了为什么吴石的烈士证比朱枫、陈宝仓迟到了20年！

楼主挖掘历史冷真相的目的，就是因为对岸版本流传广泛的吴石朱枫案件的故事，基本上来自侦办次案的台湾“保密局”特务谷正文所谓回忆录的污名化宣传，因为谍战这个领域，KMT不仅要杀人还要诛心，在烈士身后继续把水搅浑，制造组织内部同志之间的狐疑。比如，他们把吴石和聂曦描写成“胆小如鼠”，被捕后马上全部交待，认罪悔罪。

谷正文污名化宣传说谎可以说肆无忌惮--比如他曾经破获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兼军委书记张志忠季沄夫妇案，导致这对双双地下党员伉俪先后就义，留下幼年的儿子与女儿，儿子名杨杨或羊羊，当年羊羊与母亲一起坐牢时候是学龄前幼儿，谷正文却说他已经10岁。父母牺牲以后，成为孤儿的羊羊上学，就业，服兵役都因为是“奸匪后代”备受歧视与欺辱，最后羊羊刚长成青年就自杀了，大作家柏杨还为此撰文纪念他。谷正文却把特务们对羊羊姐弟的监控说成无私地抚养，污蔑羊羊个人品行不端，真是，把人家一家搞得家破人亡，还无耻伪善地充当圣人，这就是特务的本质。

本文也略微不带脸谱化地解密了侦讯这个案件的大特务谷正文、沈之岳的历史样貌。

朱枫奇特的家庭与早就开始的传奇经历

朱枫唯一的儿子、南京55所著名无线电与半导体专家朱明。在朱明记忆里，如我们所见，他母亲朱谌之不漂亮，但有一种当时中国女子罕见的混合了冷峻气质的清逸之美，因为朱枫有旧时代中国女子罕见的身高，一米七三，修长高挑（楼主认为可以从朱枫等四人临刑前合影得到证实）。

朱枫的女儿们回忆“她喜欢穿洋装，比如背带裤，习惯剪短头发，人看上去显得干净利索。”

“我的妈妈，高挑个儿，长得很好看。这个妈妈，非常的纯洁，非常的伟大，她是伟大的女性。”

朱枫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张照片，她身着浅色旗袍，微微笑着看向镜头。

照片的背后，她用娟秀的字体写道：她已深深地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对于母亲寄给家里最后这一张照片，朱枫的独子朱明曾写道：您到了中年，却依然保有着如此年轻、如此纯真的革命思想，这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最宝贵的东西。

朱枫，在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也就是如今军情局档案里叫朱谌之（1905年11月22日—1950年6月10日），解放后她两度获颁的革命烈士证书也用这个名字。她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后更名朱谌之，字弥明，最后更名枫，女，浙江镇海人。她是镇海首富的女儿。其父朱云水是清末民初镇海、舟山地区知名的富商。朱云水晚年在镇海城东毗邻镇海文庙、东长营弄之处兴建了朱家花园，外园月亮门的门楣上刻有“憩园”二字，园内有一幢小楼。1905年，朱枫出生在这里，朱家花园的街坊昵称她为“四阿姐”--因为朱枫在朱家六兄弟姊妹排行第四。

朱枫四岁开蒙，在家里由母亲按照私塾教育打下了极深国学功底，1914年入镇海城关女子小学，毕业后恰逢旁边的县中停办，遂在1921年到宁波月湖的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她的功课很好，在校“学什么都是第一”，“人缘总是很好”。

朱枫不仅自己是传奇女特工，她自幼一起长大的手帕交闺蜜，大名鼎鼎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在国府首都的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女士（原名陈逸仙、陈道希）也是传奇红色特工，两位都是战略级情报人员---在陈修良之前，历届南京市委都被破坏、捕杀得很厉害，但陈修良的领导与工作扭转了这个局面，而且创造了诸多奇迹。

她还曾邀请陈修良到朱家花园度假，居住在被她戏称作“潇湘馆”的漂亮小楼里。陈修良晚年回忆道：“憩园内竹篱假山，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环境极为幽雅。园后有书房三间，是朱枫父亲读书会客的地方。她家藏书很多，字画满墙，我们这一个来月多数在书房里读书论文，过得极为惬意。但我发现那时她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平日里独处闺中，没有人可以谈心，而镇海毕竟比宁波更闭塞。”

朱枫另外一位跟陈修良一样留学苏联的同乡闺蜜就是金维映，李维汉夫人，李铁映同志生母。

陈修良--一位一生被传奇女性围绕的传奇女性！她的中学同学是朱枫，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赵一曼、金维映，担任过《少年先锋》编辑、向警予的秘书，并在向警予介绍下入党。

陈修良早期的隐蔽战线女战友，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一样是浙东同乡的，就是佐尔格小组最杰出的中国女特工，情报战线领导人之一刘鼎同志夫人、浙江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吴先青。可惜吴先青与金维映都在苏联肃反大清洗期间遭受迫害而失踪。

朱枫和陈修良都是近代著名国学家和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入室弟子，才华卓绝。沙孟海的夫人包稚颐也是朱枫的闺蜜。说起朱枫与包稚颐的关系，还需追溯到她们的家庭背景。朱枫的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的会长，而包稚颐的父亲则是台州和宁波渔业公会的会长，两家交情深厚。

朱枫的谍报工作比陈修良开展得更早，她在整个抗战八年都为新四军工作，甚至在日寇最后回光返照的豫湘桂战役时期的1944年10月，工作机关遭日伪76号当局破坏，朱枫被捕关押在沪西日本宪兵队，经受住了酷刑拷问，一直守口如瓶。后在中共党组织营救下出狱。出狱后，因组织经济困难，朱枫居然拖着被打伤的身体，冒险通过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存款、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

朱枫优良渊博的学识，大家闺秀的风度，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经商与交际才华，富裕的家境和人脉，头脑理性清晰，细心缜密，意志坚强，使得她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罕见的天选之才--为了保护她，中共组织上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让她正式入党。

朱枫个人的家庭与婚恋也十分奇特，堪称当年罕见的新女性--她的第二次婚姻丈夫叫朱晓光，是同乡里面的新四军干部，姐弟恋，朱明就是她和朱晓光唯一孩子；但是朱枫第一次婚姻是22岁时候，家庭做主，给张学良旗下东北军沈阳兵工厂总工程师，也是镇海同乡的陈傅良（陈绶卿，比朱枫大17岁）为续弦继室，与陈绶卿和原配所生的两名女儿陈兰芳（陈宜）、陈莲芳（阿菊）相处甚好，期间生了自己唯一亲生女儿朱小枫（原名陈明珍陈倬如，朱枫牺牲时候，她是南京军区年仅20岁的军医，随即改名朱小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傅良、朱枫举家返回家乡。1932年陈傅良因霍乱病逝。朱枫继承自家家产，过着“每日学写兰花”的优渥日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朱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其间，和朱晓光（镇海人）姐弟恋（相差11岁），结婚，婚后更名为“朱枫”。朱晓光和哥哥朱曦光都是新四军干部--同一时期，朱枫的长女陈兰芳（陈宜）竟然爱上了本应是长辈伯父的朱曦光（邹韬奋的学生与助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并且成婚，生下与朱明年龄相仿的朱晖，也就是说朱晖既是朱枫的侄子，也是朱枫的外孙。

由于朱枫朱晓光夫妇工作特殊性，朱明一直跟着伯母兼长姐的陈兰芳（陈宜）生活，他和朱晖一样，一直都叫偶然探家的母亲朱枫为“外婆”，直到1948年夏，朱枫带着朱明一起去香港工作，这时候，十岁的朱明才知道“外婆”是自己的亲妈妈，而一向称呼“妈妈”的陈兰芳（陈宜）是自己的伯母，也是自己的长姐。

朱枫的敌工工作能力从“皖南事变”之后她成功营救自己的丈夫，新四军干部朱晓光就已经显露。1941年夏，她化名“周爱梅”，代表中共党组织三次到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朱晓光，使朱晓光得以在1942年春成功越狱。

“皖南事变”50周年之际，朱晓光曾撰写《“周爱梅”三进集中营探监记》回忆妻子。朱晓光被关半年不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某一天，忽听小特务喊他的化名：朱志芳！家里来人了！朱晓光和战友颇为吃惊，在集中营里就没听说过有人探亲的。当他来到队部时，只见妻子与一群大小特务谈笑风生，瞬间吓得不轻。朱枫神态自若迎上来，大声问道：这位就是朱先生吗？朱晓光自然也假装不识。只听朱枫自称姓周，名爱梅。朱晓光回忆中说，这个化名让他一辈子感动。因为“梅”是他小名，私下朱枫叫他梅君、梅郎，化名“爱梅”，蕴含着妻子怎样的机智和情意。

“周爱梅”说，家父是“朱志芳”哥哥的好友，托我回家路上顺便探望。“周爱梅”早已在国民党上层疏通好关系才获准进上饶集中营，同时带来大手笔巨资，以阔太太的身份随手打点，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以至于集中营的特务们盼着“朱志芳”家人再来探监。

次年春，朱晓光与一位18岁的狱友袁征一起在一个大雨之夜越狱成功，是集中营极少数的幸存者。

“她的胆大心细，她的沉着坚定，以及她那居高临下折服敌人的高贵气质，我也都记忆犹新……”，朱晓光如是写道。朱晓光从上饶集中营逃出后，辗转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做地下工作，建国前到东北各新解放城市开办光华书店和新中国书局（均系三联书店下属单位）。

朱枫1937年就与她终身上级，入党介绍人，新四军秘密企业武汉新知书店创办人徐雪寒成为这家书店联合股东与实际经营者，所以朱枫一家，朱枫朱晓光夫妇，朱曦光夫妇都是中国央企新华书店集团的创办人团队成员。

1938年秋，日军占领武汉，朱枫撤到湘西，后来又回到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朱枫会同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帮助国军著名台湾籍抗战英雄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后来还把自己唯一亲生女儿朱小枫送到“台湾义勇队”，1944年，年仅14岁的朱小枫就已经入党，党龄比父母都长--造化弄人，1950年代，李友邦与夫人严秀峰成为蒋介石钦点的另外一起共谍案主犯，李友邦被判死刑，严秀峰因为中共党籍被暴露，本来也是死刑，但因为怀孕改判无期徒刑，后来严女士活到九十五岁高寿。

严秀峰与李友邦的婚事还是朱枫做媒。严秀峰是浙江杭州名门富家小姐，特别美丽，十八岁投身抗战，为李友邦债浙江组建的“台湾义勇队”女战士以及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司令部机要交通员。

20岁时候她嫁给李友邦，后者是“太子”蒋经国亲信与挚友。二二八事变发生后，李友邦遭部分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牵连并于随后被押解至南京；虽然已经怀孕，李严秀峰在了解事态后随即赶往南京拜见蒋经国，并向其说明分析该事件之因果关系，又要求其还予清白公道。

1949年前后，严秀峰遭台湾本省籍中共地下党员鍾浩東与蒋碧玉夫妇等（下图，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悲情城市》主人公原型）“基隆中学和台大医学院&法学院光明报”共谍案牵连，被以“知匪不报”罪名判刑10年，后又被蒋介石追加5年刑期。

1952年，李友邦遭朱谌之等牵连，并因其左倾经历被定以“参加匪帮、掩护匪谍、意图非法颠覆政府”罪名，复于同年4月22日被押至新店郊区枪决。

当时李友邦已在狱中重病，但仍由三军总医院以担架将之抬押至台北马场町刑场枪毙，其后被葬于八里（今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旁）。由此可见老蒋对朱枫共谍案的痛恨，不仅如此，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马场町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朱枫一起就义的，共四人，唯独她这位女性主犯被开六枪，其余聂吴陈三名都是四枪，时年46岁。。

正是由于朱枫案件里头号叛徒，中共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出卖了张志忠季澐夫妇后，这一次严秀峰本人的共产党籍暴露了。1951年11月，李友邦被逮捕，据称，蒋介石下逮捕令时宣称：“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会是奸匪。但是，反过来，太太是奸匪，那么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蔡孝乾-直到晚年，蔡孝乾在写下《江西苏区回忆录》时，尽力淡化自己曾经的红色经历，并在书中对苏区进行批判。

自1992年起严秀峰即开始致力于为李友邦将军平反，并有中共及台盟高层来台访问严秀峰，邀请参与抗战纪念座谈会等活动。严秀峰曾两次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的座谈会，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

1965年，严秀峰出狱；此后，她从事女红、养鸭、卖菜等工作，抚养五名子女，并创办“世界翻译社”。1985年，李友邦出生的芦洲李家祖宅被列为三级古迹，成为台湾第一个私有民宅登录文化资产的案例；随后，严秀峰开始推动成立财团法人芦洲李宅古迹维护文教基金会，以集结家族力量及专家意见进行营运管理。2006年，“芦洲李宅古迹─李友邦将军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为了情报工作的需要，朱枫虽然人脉宽广，但最核心社会关系都在浙江同乡圈子里-类似的，似乎戴笠的军统，陈果夫陈立夫的中统，也喜欢以浙江同乡关系招募人员，直到抗战前后，第一个大后方是湖南湖北，所以那个时期的特训班骨干多出这两个地方，再就是陪都重庆时代，四川籍的军统中统也多起来。

为了中共的情报工作需要，朱枫一家长期过着“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生活，但似乎冥冥之中与台湾有某种天赐缘分。

1938年朱枫就协助李友邦在浙江创办“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晓枫则早早被母亲送进其中的儿童抗日团体“台湾少年团”，在浙江、福建、台湾一带宣传抗日救国，14岁就入了党，1946年才返回上海，仅和母亲相聚三个月之后，就进入解放区。。“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依然担心我，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这里的钱到那边也不能用了，母亲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不过我们一去解放区就发现不用钱，没几个月我就把这个锁片捐了。”朱晓枫对母亲最后的回忆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因为从那之后，我和妈妈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抗战胜利后，朱晓枫跟随以台湾人为主的台少团回到台湾。

与“少年团”的台湾同学们生活6年，朱晓枫说她已经成了大半个台湾人，她可以熟练讲闽南话和普通话，所以到了台湾并没有感觉到水土不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便。这期间，朱晓枫就住在了母亲的挚友李友邦和严秀峰家里，一住就是半年。

“那时我们很吃香的，都是抢着来请我们的同学去做老师的，因为台湾多年被殖民，只会说台语和日语，国语一点也不会的。”朱晓枫只记得台湾“虽然物质条件还可以，但是乱得很，地上都是日本人丢下的东西，和服什么的满大街扔”。“我直接来到了上海，我妈妈当时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总会计师。”朱晓枫认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她们母女俩最快乐的时光，“那算是简单的快乐，虽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对方，知道大家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事业，明白她有着怎样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有一次，朱晓枫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指导员，就把指导员带回了家。“我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带回家。我就明白了，家里应该是秘密场所，不能随便暴露。”“我知道她是地下党，在公司做事也不过是掩护，但是这种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妈妈虽然没有交代我不能说出去，但我自己心里有数。”

1950年，组织上有关领导找到朱晓枫谈话，这才说到母亲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此时距离朱枫被害已经一个多月了。对于母亲的死讯，她完全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组织上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妈妈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党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她牺牲之前，就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其中有一根手指头还因为受刑而残疾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在台湾的时候，当时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直接联络人，他们合作将重要情报送回大陆。因为有人叛变，吴石和妈妈他们都不安全了。为帮我妈妈脱身，吴石帮她安排了飞机到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当时舟山还未解放)，可没多久吴石就被捕了，我妈妈也被抓。”

1948年夏秋，朱枫在华中局安排下，带着朱明朱晖去香港工作，途中，海轮曾经到台湾基隆停靠，朱明和母亲上岸休息，吃好吃的南方水果，朱明记得橘子个头特别大。朱枫说，我是你妈妈，以后要叫我妈妈了。以后你也不叫朱田了，你的名字叫“朱明”。朱明长大后回想，妈妈是如此坚毅的共产党员，“朱明“的意思应该是”红太阳“。

此外，浙江与台湾一水之隔，朱枫兄弟姐妹多人均在台湾，她恰好有非常正当的赴台理由——看外孙，有杰出的地下工作能力，无论怎么看，朱枫都是执行充当吴石交通员这项重大任务最合适的人选。

1938年，朱明出生于湘西逃难途中。中为朱晓光，左为朱枫母子-1938年，朱枫朱晓光夫妇从武汉撤离，一路行进到湖南常德桃源时，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因为生于偶然路过的异乡乡间，孩子取名为“朱田”。

但，香港的工作结束时候，朱枫的绝唱任务来了。1949年5月陈诚颁布台湾“戒严令”，由此开始“戒严期”。

两蒋溃退台湾后，小蒋就开始成为国民党特务情报工作的实际上太上皇--一个曾经被斯大林在党务、军务、宣传、重工业管理还有情报等领域重点培养历练的前布尔什维克，改行破坏布尔什维克的情报机关，效率之高，手段之精准狠，现代史上绝对值得大书特书，蒋经国在这方面的能力绩效其实不输戴笠。

就是此时，进出台湾被严控，朱枫能够进入台湾，成为吴石的机要交通员，真的是天赐不二人选。在前夫陈傅良（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长女陈宜一直与朱枫共同生活，而次女陈莲芳（阿菊，陈志毅）早年随任职国民党军统电台的丈夫王昌诚（王朴）辗转各地，从抗战到1949年，朱枫和陈莲芳仅在1938年武汉大会战失利以后逃亡途中遇到一次。

朱枫甚至一直不知道王昌诚（时任台北市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陈莲芳夫妇已到台湾。没想到，1949年5、6月间，陈莲芳致信在香港的朱枫，称自己刚生孩子，欢迎朱枫来台北家中小住。此信成为朱枫自香港到台湾的绝佳理由。王昌诚是台湾警务局电讯处处长，陈莲芳在保密局工作。与前夫和原配的孩子保持如此亲密关系，从阿菊的求助信可见朱枫为人处世之好。

朱枫经商与人际关系天赋极高。她的同父异母妹妹朱启文嫁到武汉顾家，女儿名叫顾倬云，后来成为著名医学专家；在武汉时为了支持顾家，朱枫曾出资给顾家开了大乐童装店。

而朱启文夫妇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枫便利用这层关系搜集情报，很多情报都是在麻将桌、饭局上传递，并多次以“大乐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武汉和上海之间行动，极善经营。

“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保管经费，并根据组织指示做贸易，获利颇丰，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顾倬云回忆，即使1944年被日本沪西宪兵队刑讯拷问，经多方营救出来后，朱枫仍会买时装，烫好头发，“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

朱枫本属于新四军情报干部，整个抗战时期以及战后都属于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徐雪寒（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史永（镇海“沙氏五杰”之一，朱枫与陈修良的老师沙孟海的弟弟沙文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CC系也就是中统的特种经济调查处官员，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同辈资历的中共20年代老党员红色特工，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这两位她入党介绍人领导下工作。

1946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到上海筹建一批合法的商业机构，秘密采办物资，输往解放区。朱枫先在“联丰花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此后又开办“鼎元钱庄”，请沙孟海题写匾额。这两个公开的商业机构都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在上海秘密开办，朱枫作为公方代表负责财务工作。因为业务和情报关系，朱枫和商界、政界人物都有所接触。

朱枫自己原先租住上海淡水路的房子，让给了陈宜一家住，自己另外租住了中共在上海另外一位传奇的情报关系，四川督军太太兼女企业家董竹君创立的锦江饭店斜对面的一幢白俄楼里，很有战后上海滩女企业家派头。刘人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他在很多1946和1947年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朱枫为地下党做经济工作的事，直到1948年她去香港加入地下党办的“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秋，朱枫奉命到香港，加入“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下属企业与秘密工作站。这期间，她的上级工作关系是华中局上海局大名鼎鼎的潘汉年旗下的传奇特工万景光，万景光的岳父为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的上层关系很多，包括潘汉年本人的岳父董仲维，后者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

当年，朱枫带着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住在九龙弥敦道。同事都叫她朱大姐。朱明回忆“我感觉她挺忙的，还挺有威信，谈吐有水平。人家都挺敬重她，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向她来请教事情。”“我每周游泳，妈妈当年带我在浅水湾学会的。”

派朱枫赴台湾传递情报，正是万景光作出的决定。1947年，万景光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点设在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建立联系，万景光与吴石本来是靠吴石的副官聂曦传递情报，但由于局势变化，急需一名合适的交通员。

而朱枫在香港的工作本来已经结束。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已经在东北工作多年的朱晓光随中共中央宣传部南下工作组，代表中央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朱晓光这时才被直接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中国诞生前的两个月，她从香港写了十几封家信，情愫满笺。

朱枫在给朱晓光的信中说：“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朱晓光回信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阿菊夫妇很想我去台湾，入口证也寄来了。我是不可能去的……”她团聚心切。

朱枫赴台的命令大约是六月份下来的。而且吴石关系在华东局，朱枫属于华中局，中共一定是权衡各种因素后认为再没有比朱枫更合适人选特批的。

徐雪寒在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朱枫来信，说她奉命将去台湾。不过她依然忙碌而快乐，给朱晓光的信中说：“你会跳舞吗？我真想学习呢？”朱枫去台湾看起来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只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1949年10月7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自称“兄”：“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

1949年8月2日写给丈夫：我也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隙，无论在船上在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会念念不忘……真实的感情是很难勉强的，几年来，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

9月24日：忽然接到那么多的信，这确是无限愉快的。家书抵万金，万金又哪能抵得呢？

临行台湾，10月7日，她用暗语安详地写道：

兄将外出经商。请与蒋兄约期晤谈，便知梗概……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不久，又写一信：

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这是朱枫赴汤蹈火之前的最后家信，一连三个“想念着”

1950年1月14日，朱枫从台湾寄出最后一封信，这是给上海朋友写信转交丈夫朱晓光，内称“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大字署上从未使用过的化名“威凤”。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随后叛变，造成台湾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

1950年1月27日，朱枫已经吴石安排送回浙江舟山定海（当时仍在KMT控制下），希望借助渔船回到家乡镇海。朱家在舟山有亲属，但朱枫选择住进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抓捕朱枫由另外一位国共谍战史上传奇大特务沈之岳负责。当时沈任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处科长，苏浙情报站站长。1964年在台湾组建调查局，担任调查局首任局长，被称为“调查局之父”。

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台湾地下党活动被打击殆尽后，万景光等香港联络人也陆续调回了大陆。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

朱明记得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天星码头上告别的那一天，朱枫穿着平时常穿的香云纱黑旗袍，她抱了抱朱明，对他说：叫爸爸放心，妈妈用不着太久就回来了。朱明说，坐船到青岛，然后朱晓光带着朱明坐火车到北京，9月底到的，没几天就赶上了开国大典。

两个月后，1949年11月25日，朱枫在港岛登上“风信子”号英国邮轮前往台湾。在台湾，朱枫仅用一个多月就出色完成了任务。

她只单线联系两个人，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到吴石家取情报，周日接洽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磋商情报传送事宜。他们一共进行了7次会面，先后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地理资料分析、空军机场和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情报送回大陆。

毛主席在得知这些绝密军事情报来自台湾“密使一号”时，曾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年1月，省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并迅速叛变，致中共在台湾的情报网几乎被一网打尽，400多人直接因为他出卖，间接导致1800多人被捕。

蔡孝乾无疑是导致吴石与朱枫暴露的直接第一责任人（蔡四十多岁，参加过长征，是台湾本地人，会闽南话，会日语；蔡孝乾不仅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且少年就去了楼主家乡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31年顾顺章叛变，钱壮飞通知上海党中央机关撤出上海的事件。蔡孝乾的叛变，其破坏程度要比顾顺章叛变严重的多。

1、共党地下组织人员横向联系，他完全不禁止，谁谁谁大家都互相知道

2、挪用组织经费购买豪宅、妻子去世后包养 14 岁小姨子马雯娟（化名刘桂麟、计小姐）--他要朱枫利用吴石的位高权重，通过聂曦给马雯娟办了一张化名劉桂麟的离台出镜特别通行证，而代办出境文件的正是吴石的妻子王碧奎，由副官聂曦假造并签发特别通行证。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枪决。

实际上蔡孝乾妻子马慧玲并没去世。1946年初，蔡孝乾离开延安到达上海，与苏州人马慧玲结婚。1949年4月，由于马慧玲参加过学生运动，有暴露风险，蔡孝乾安排台工委交通员护送她返回大陆。这位苏州美女因为蔡孝乾牵连，一直生活在云贵高原。

这样蔡孝乾就跟年仅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公开同居（兄妹相称），住在台北市泉州街古亭区20巷16号，他还送马雯娟去读中学。保密局是从1949年8月爆发的《光明报》（革命刊物）事件一路查到蔡孝乾。当《光明报》一案快要追查到他的时候，1950年1月29日深夜，本应转移的他，居然偷偷回家，想把小姨子带走，结果被蹲守的特务抓捕。

3、嘴馋过不了苦日子，遁到西餐厅解馋又被抓

4、在山区建立“竹子坑”“鹿窟”等武装基地，人进进出出，进出频繁，目标巨大

5、组织名单都不匿名，都写“吴次长”。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使陈莲芳一家也被捕了。

2005年，当朱枫临刑前照片发现者、著名记者徐宗懋即秦风在台湾的养老院里找到85岁的阿菊（陈莲芳）时，老太太回应：“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这就是阿菊一家当年拒绝为朱枫收尸的原因，情何以堪！历经数年寻找，直到2010年，朱枫烈士的骨灰才在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共同努力下重返家乡。

“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其实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给“军法局”局长写信，请求领回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军法局”同意后，陈莲芳却没有去领。她对秦风说，她女儿也在“政府”工作，怕影响女儿，也因此从没回大陆，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

吴石的烈士身份确定波折

1894年农历8月15，吴石出生在福建福州闽县。

1916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

1926年，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白崇禧为代理总参谋长。

1929年，赴日本陆军大学留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

回国后在陆军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之后，吴石就认为中国与日本爆发全面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1934年，他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日军作战之判断》一书，与日本国内动员和军备信息，合编为参谋二室蓝皮书。

虽然李宗仁、白崇禧很重视吴石的专业著作，但蒋介石并没有重用吴石。因为他一不是黄埔系，二不是浙江人，跟桂系、粤系走得近。

抗战时期，1940年，白崇禧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战区司令长官为张发奎。

为巩固东南亚阵线，张发奎决定与“越盟”（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联手打击日军。

1942年8月13日，“越盟”领袖胡志明被广西保安团在靖西逮捕。

只有张发奎和吴石知道胡志明的真实身份，为了营救胡志明，吴石下令将胡志明从柳州监狱转到军人监狱“审讯”，然后将他释放。

胡志明回到越南后，领导“越盟”游击队打有声有色，减轻了入侵北越的日军对第四战区的压力。

1944年4月16日，吴石巡视中越边境，准备派兵入越。

但就在第二天，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汤恩伯大军在河南溃败，然后长沙陷落，衡阳顶了47天，日军一路打到桂林。

1945年，国民党还都南京，白崇禧推荐吴石出任“史政局” 中将局长。蒋介石召见吴石，要他编撰一系列关于国军抗战辉煌战绩的书籍。

但因为“史政局”是白崇禧的地盘，陈诚就砍掉了编书预算的一大半。

夹在两位大佬中间的吴石非常为难，工作无法完成，情绪低落。

1946年5月，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来到了南京。

他叫吴仲禧（保定军校第三期），抗战时期担任第四战区军法负责人，是吴石的同乡、同学和同事。

吴仲禧被分配到军事参议院，无所事事，就住在吴石家中。在观察一段时间后，他向吴石亮明身份，吴石决定弃暗投明。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直接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进行了会面，这是吴石正式参加革命的开始！

何遂(1888--1968)

当时，中共上海局确定的吴石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对接的上线是张执一（党内人称“老太爷”），

他们之间的单线联络人是何遂的三子何康。何康，13岁投笔从戎，考进了福建福州的马尾海军军官学校，后退学转进普通中学。1939年，16岁的何康还在读高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何康入党后，董必武是他的单线领导人。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为了帮助吴仲禧获得重要情报，吴石向“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写信，请他“好好招待自己的朋友”。

这样，吴仲禧有机会进入机要室接触国民党军队东起海州，西到商丘的军事部署地图。

除了协助吴仲禧，吴石自己还获得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和京沪杭军事部署图，并交给了中共华东局。

国民党监察院后来在关于“密使一号案”（吴石案）的报告中写道：

“对中共取得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吴石作为“史政局”中将局长怎么能得到实战的军事情报？

因为国民党重大军事计划制定后，都要交“史政局”备案。所以，吴石可以接触到热滚滚的绝密军事计划。

除了出色的情报工作，在林遵（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起义一事上，吴石也居功至伟。

1948年年底，吴石与林遵秘密接触，两人用福州方言交流，吴石用“上中下”三策说服林遵率舰队起义，这些军舰成为了中国人民海军最初一批家当。

1949年1月，在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前，国民党决定将存放在南京的400多箱秘密档案送往台湾。

吴石利用他兼任的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身份建议将档案送到福州，如果战事有利，档案可送回南京，如果战事不利，可送往台湾。

蒋介石批准了这个“两全之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后，吴石便将100多箱次要档案慢慢送往台湾。

而最重要的298箱档案则留在了福建省研究院，这些档案为解放军后来的剿匪、平叛、抓特务行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此时，吴石已经可以归队，但他请吴仲禧转告组织：“我为国家和人民做的事太少，既然还有机会为解放台湾出一份力，个人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

由于吴石原先的秘密交通员牺牲，朱枫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接受了组织任务。1949年11月27日，她从香港飞往台湾，一周后与吴石建立联系，组成了“东海情报小组”。

1950年2月27日晚12点，军警包围了新生南路的吴石家宅，吴石拨通了“参谋总长”周至柔电话，但对方不接电话。

吴石心知自己暴露，决心牺牲，不与国民党做任何交易。但真正打开吴石案决定性缺口的是负责侦办的特务谷正文的诡计。他设法把吴石软禁在官邸，然后把吴夫人王碧奎带走。有技巧地盘问套话，时不时给她施加压力，示意她必须为吴石着想。这时候王碧奎透露了吴石与朱枫曾经在家中会面的重要信息，谷正文就设计圈套要王碧奎承认吴石会见的是共产党员。

谷正文是这么回忆的--

我繼續把戲往下演：「現在這事很嚴重，我很替次長擔心，想想，他是一名軍人，如果他與共產黨有任何關係，老先生（指蔣介石）絕對不會原諒他，現在，就只有妳能救得了次長了。」

吳太太原本故意裝作無精打采的雙眼忽然瞪大起來．她說了第二句話：「很久没有見到那個人來了，你說我該怎麼辦？」 有了這句話，我的任務即已完成九成，我慫恿她：「妳不具軍人身分，不如妳來擔一點責任，就說與次長接頭的共產黨是來找妳的遠房親戚，然後，我在筆錄上寫得技巧一點，也算是報答次長的一種方式。」

吳太太點頭說：「一切拜託你了。」

當天一早，我打電話給毛人鳳，告訴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證確鑿。」 毛人鳳好奇地問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把偵辦過程向他說明了一遍，他頓了一下，然後笑著說：「好厲害，以後可得小心防著你囉！」毛人鳳平素是不喜歡開玩笑的。我與他相處多年，這是第一遭，也是最後一次調侃我。

被捕前不久的吴石留影

吴石朱枫同案牺牲的陈宝仓烈士-陈宝仓，字自箴，河北遵化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历任国民党部队连长，参谋、军政大学武汉分校少将教育科科长、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等职，1949年受派遣赴台工作。他曾将台湾的驻军防御图，以及防守部队番号等重要情报，手写整理秘密交给了吴石将军。最终，因为蔡孝乾被捕叛变，两人同时就义。

吴石赴台后的工作关系属于民革中央，而蔡孝乾的工作关系属于中共华东局。由华东局派遣原隶属于华中局的朱枫一人，同时横向联系两条线吴石、蔡孝乾，是造成“一人叛变，全军覆没”的根本原因。

不幸中的万幸是，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人物神秘地脱险了，这件事也足以驳斥坊间那些所谓朱枫是情报工作菜鸟，犯了很多致命错误的说法---蔡孝乾只是作为台湾省委领导人为朱枫吴石的情报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朱枫从吴石那里取得情报以后并不是直接交给蔡孝乾，而是直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另外一位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大副手中。应该是朱枫恪守了情报工作纪律，没有让蔡孝乾得知这位大副的信息，所以从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今军情局目前公开的朱枫吴石案件档案卷宗看，这位大副同志没有被捕。

楼主推断，这所谓“安福号”海轮名称以及航线以及大副手搓传递情报，也极有可能是土共战忽局声东击西杜撰的，因为海轮班次有限有间隔，未必能够兼顾情报时效性。朱枫如何把情报高效平稳传递出去，历史真相应该接近《沉默的荣耀》第二集揭秘的那样，是通过一部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特务无法通过测向车追踪的，以航行中的海船上的无线电台传送的，所谓“大副”其实是海船上的报务员。

楼主认为这种可能性很高-因为吴石情报网的重要纽带一是保定军官学校校友，二是福建同乡，而福建是我国现代海军与现代航运的起点重镇，福建人把持民国海军或航运业。

此外，陈宝仓显然在情报工作上比吴石更有经验（楼主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陈宝仓比吴石早了20年评定烈士；因为陈宝仓没有犯组织纪律错误，毛主席说过，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同样道理适用于朱枫，相比陈宝仓，朱枫其实是犯过组织错误的，那就是她接受蔡孝乾的委托，让吴石、聂曦还有吴夫人王碧奎都帮助蔡孝乾的小姨子马雯娟作伪申请离台特别通行证，导致暴露；但考虑到蔡孝乾是朱枫在台直接上级，且朱枫是外来户，蔡孝乾是坐地户，朱枫情非得已，所以最终这笔账算在蔡孝乾头上，朱枫的情工组织纪律性还是完美的）---陈宝仓暴露被捕是因为吴石失误，竟然在自己书房留下了陈宝仓手写的情报，特务一查笔迹就查出了，而本来陈宝仓在军界已经被边缘化，并不是怀疑对象。

另外一个佐证是，除了朱枫，其实吴石还与陈宝仓共用一个交通员，也许这就是所谓“海轮大副”原型，是陈宝仓一个成年女儿的同学麦金亮，可以自由往来港台之间，把情报帶到香港交吳仲禧（吴石、陈宝仓还有吴仲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校友；吴石是上司周至柔和陈诚也是）。

不仅这个交通员小麦及时脱离谷正文魔爪，而且陈宝仓早就未雨绸缪，把带到台湾的子女们都安全送去了香港。

吴石与聂曦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求取情报心切，广泛撒网，利用了一切军中关系，利用他身居国防部参谋次长高位，军中袍泽夤緣倖進的攀附心理，这样一旦暴露，牵连打击面极广，保密局很擅长明代锦衣卫南北镇抚司与东厂西厂擅长的“瓜蔓抄”。

在北京西山赴台烈士纪念广场的吴石雕像介绍中，没有明确他是地下党员，只称他是“中共秘密派遣干部”（陈宝仓、聂曦、朱枫均明确是中共党员）。吴石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该校旧址纪念馆里有毕业生中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没有提及吴石。所以，吴石是中共党员的依据不足。在1953年李济深纪念陈宝仓烈士的悼词中，提及了吴石已为民革从事秘密工作。在悼词中有这样一句：“当时民革中央派吴石同志去台湾从事策反”。

何遂是吴石的同乡和好友，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虽然他没有加入中共，但是他与中共早有联系，他的四个子女都是中共党员。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吴石于1947年与中共上海局领导人见面，开始为中共提供情报。

吴石被捕后只承认到达台湾后才开始通过朱枫提供了情报，否认在大陆期间帮助过中共。这是为什么？因为吴石这样做是为了掩护中共和民革方面的地下党组织。吴石到达台湾后，很快得到了台湾中共地下党被破坏的信息，于是迅速将何遂和子女送回大陆。吴石在赴台之前，曾经在香港会晤了民革中央和中共驻香港的的负责人。为了保护组织秘密和安全，吴石当然要否认赴台前已与中共合作的事实。

1951年7月，陈毅、潘汉年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确认了朱枫的烈士身份。不久，陈宝仓也被确认为革命烈士。

1973年，中央确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为什么陈宝仓和朱枫很早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吴石却迟迟不被认定为烈士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关方面曾经强烈认为吴石是叛徒。

只不过，他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因为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

张学良也和吴石一样，叛变了老蒋和国民党。国民党也骂他是叛徒，但是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那边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据说就包括了张学良和吴石。

在文革中，吴石留在大陆的子女吴兰成、吴韶成受到了冲击。吴石被戴上了“叛徒”、“反动军官”等帽子其家属倍受煎熬。

在何遂后人何康的帮助下，吴石之子吴韶成给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并送到了周恩来手里。他委托叶剑英进行了调查核实，终于在1973年认定了吴石为革命烈士，为家属补发了抚恤金。不过，直到2013年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在北京西山修建了吴石雕像以后，仍然还有人在散布所谓吴石是“叛徒”的说法。可见，台湾方面所制造的谣言影响有多么大。

吴石的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二女吴学成和幼子吴健成。吴石将军的长子与长女正在上大学，分别就读于“中央大学”的经济系和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学业，吴石将军只带着二女吴学成和幼子吴健成前往台湾。吴石当时认为台湾很快就会解放，没必要让孩子们为此动荡。但这却成了永别。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度过了3个月零11天的痛苦岁月，因为遭受酷刑，一只眼睛失去光明

吴石就义后，夫人王碧奎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起初被判九年徒刑，后来无罪释放-1950年秋，王碧奎通过吴石的旧部下成功获释。

吴石的狱中手记。

吴将军夫妇罹难时候，16岁的吴学成和7岁的吴健成甚至一度无家可归。幸运的是，吴石的族侄吴荫先冒着被牵连的风险，收留了这对姐弟。吴荫先不仅收养了他们，还将吴石的遗体从台湾“军法局”取回，经过火化后，骨灰被寄存于台北郊外的寺庙里，整整41年。1991年，吴学成与丈夫将吴石将军的骨灰从台湾带回郑州交给大哥吴韶成，父子俩以骨灰相伴生活了三年。

为了生计，吴学成早早辍学，打工养家，甚至不满20岁就嫁人---楼主颇为感慨，吴石自己是“军界状元”“十二能人”，一员家里有读书种子的儒将；他的长子吴竟成于抗日战争期间夭折，余下的四个长成的子女里面，三个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学业有成，唯独这个小女儿因为他的案子而失怙又失学，不知道吴石在天英灵有知会多么心疼。

幸运的是，吴石的幼子吴健成后来从台湾大学毕业，并凭借出色的成绩获得美国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最终在那里定居并将母亲接到美国。

吴夫人于美国以九十岁高龄病逝后，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1994年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北京福田公墓，何遂、吴石和缪秋杰的家族墓相伴为邻。

1991年11月，在老师马保之（中）见证下，抗战时期大学同窗，海峡两岸农业机构负责人何康（左）与李崇道（右，李政道的二哥）在香港首次会面。

农业部长何康（左二）荣获被称为农业诺贝尔奖的世界粮食奖，左三为与其相伴晚年生活的第二任妻子郁隽民-郁隽民是烈士郁华大法官的女儿，郁达夫的侄女。何康两位妻子都是他大学同学

总理左侧为后来新中国农业部长、热带作物育种专家何康，何康膝下为儿子何迪，站立左一为夫人缪希霞

抗日战争期间蔡孝乾、张志忠、谷正文、沈之岳在延安的交集

这四个特工，一名中共烈士，三名国军大特务，竟然抗战期间都在八路军系统重要的敌工与情报岗位工作过！

抗战期间，蔡孝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1941年10月出席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2月当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共七大。

张志忠季澐烈士夫妇也是蔡孝乾出卖的台籍中共地下党干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1946年2月，蔡孝乾率张志忠等人到上海与华东局地下党会合，3月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党组织，由蔡孝乾担任书记，7月，蔡孝乾抵台，地下党正式在台运作。

据侦办台湾共谍案的保密局大特务谷正文表示，台湾省委副书记兼军委书记张志忠是被逮捕地下党中最有骨气的一位，被捕后，“未供一事，未供一人”，慷慨就义。。

张志忠（1910年—1954年），本名张梗，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1939年前往山东加入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转赴延安，就读中共所办之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获派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的“冀南敌区工作部”日军工作科任职，化名张光熙，对敌军做统战工作。曾与“日军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日本反战士兵，战后日共重要领导秋山良照接触。

张志忠掌握着大量组织的秘密，他发展了上千名中共党员，包括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张志忠虽然被捕，他的部下仍在山乡流亡。因此张志忠一直是国民党当局着力争取的对象。然而无论刑讯，还是利诱，张志忠都没有“转向”。

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于二二八事变后前往大陆，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回忆文章中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被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年仅44岁。经多年核实，中共中央于1998年1月确认张志忠为烈士。

谷正文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谷正文说，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谷正文（1910年6月6日—2007年1月25日），原名郭守纪，字同震，斋名为求实斋，化名谷正文，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及反攻大陆指挥官、反共救国军副司令等。他自称在1931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北平学运委员会书记，并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夕于林彪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后来叛逃投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效忠于戴笠及毛人凤。

1940年郭守纪转投汪精卫政府，并为日本宪兵队济南本部搜捕抗日游击队，曾拘捕李澄之、赤色分子武思平，也瓦解了济南铁血锄奸团。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郭守纪获得戴笠继续接纳，也不受汉奸罪起诉，改以化名“谷正文”行事。

谷正文自称曾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放置炸弹，炸死何思源的女儿（何鲁丽的姐妹），暗杀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未遂，奉蒋介石之意下毒谋害白崇禧等。1991年，为了公开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加入中共时期“卖友叛党”，谷正文将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机密书籍《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交给李敖出版，李敖出版社以《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为名分上下两册出版。

2007年1月，97岁的谷正文在台北的寓所内悄然去世。真是，坏人活千年？

沈之岳是著名的无间道双面间谍，曾经打入中共核心的社会部，获康生的赏识，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据已故公安部长《王芳回忆录》记述，沈曾诱杀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方面还说沈之岳是“皖南事变”里泄露新四军行踪情报的幕后黑手。

1933年沈之岳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在校期间因缘际会下被戴笠收编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务。

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获邓小平接见。对于沈之岳早年往来国共之间的经历，国民党称沈之岳早是戴笠手下、奉命潜入共产党。但一说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两蒋虽然对共谍抱持“宁可误杀，不可错放”的态度，但还是没有发现沈之岳的问题。沈之岳去世时，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张爱萍曾主持秘密追悼会悼念沈之岳，张爱萍送的挽联写道“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俱无伤”，因而引起后人对沈的真实身份的怀疑；前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曾永贤在日后国史馆进行口述历史时，更直指沈之岳就是双面谍。

神秘的聂能辉、聂曦、聂磊三兄弟

聂曦烈士临刑前，被反绑到背后的双手、紧勒着2股粗麻绳的脖子、用铁丝系着的裤子……表情坦然，面露微笑。台媒称“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

聂曦毕业于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学生队第二期，毕业后在陆战队担任排长两年，其后历任粤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队长、第四战区少校副官少校科员、军政部总务厅交际科中校科员、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福州绥靖公署上校专员等职。

历来有关此案的纪录片里聂曦个人生活信息都模糊不清。实际上聂曦牺牲时候有妻子，聂曦遗孀高秀娟此时已患病在身，而且二人育有子女！最终高秀娟委托在台北的亲戚杨韵清（后从档案中看到杨的亲笔呈文，为聂曦表妹）代办领取骨灰遗物相关事宜。

聂曦的革命引路人是他堂兄聂能辉，聂能辉原名不可考，这个名字是他和聂曦互相掩护共用的假名。聂能辉是福建闽清人，中共地下党员，抗战初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聂能辉与一批福州热血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后参加赤石暴动成功越狱，重新回到了新四军，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往福州从事地下工作。

南京解放前夕，聂能辉在江苏被捕，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吴石另外一名副官，因吴石朱枫案件牺牲的王正均就是聂能辉介绍入伍的。吴石的部下聂曦被升职为交际科科长后，急需联系地下党成员，因此想到信任的王正均，并将重要职务交给了他。王正均在吴石身边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和传递情报，他也因此获得了吴石的极高信任。

据史料记载，中共地下党组织充分利用福州人重乡谊的性格，将一批福州进步青年安插到国民党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王正均就是其中之一。王正均堂弟王兴（原名王正兴）后来回忆说：“王正均突然高就，我们全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把整个家族所有沾亲带故者过滤了一遍，没有发现一个人在军界工作。”而王正均突然穿上军装进入国民党军队中枢机关，背后正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布局。

王正均绝笔信，在狱中，敌人对王正均进行严刑拷打，希望他认罪，但他始终保持沉默，始终坚守革命信念。

1950年8月10日，王正均英勇牺牲，年仅27岁。

聂曦外表英俊，处事精干，长袖善舞，广泛活跃于国民党军中，建立起方方面面的交谊关系，为吴石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方便。1949年秋，聂曦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香港，将吴石搜集的一批重要军事情报交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负责人万景光。国民党当局公布的一些相关资料可资旁证：

“他又根据吴石的需要，去寻觅有工作线路的人和吴石认识，代吴石向有关人员去索取重要的材料。吴石是参谋次长，当然不便每一件事都自己出面。于是，聂科长就以吴石亲信人物的资格出现，专为吴石与各方面联络，吴石的通共与供给情报，聂科长是马前卒”。

鲜为人知的是，聂曦还有一个弟弟聂磊也是中共情报人员。聂磊，原来在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工作。国民党国防部从南京撤退到广州时，聂曦让弟弟回到了福州，等待着参加福州解放，因此聂磊没有随同国民党败军去台湾。

1949年前后，为了解放台湾，中共中央曾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潜伏，聂曦就是这1500余名隐蔽战线队伍中的传奇英雄之一。当得知哥哥聂曦还要去台湾，聂磊问哥哥：你为什么不留下？聂曦意犹未尽地告诉弟弟：“我还有任务”。

一直到哥哥聂曦在台湾与吴石将军、陈宝仓将军、朱枫一起英勇就义之后，弟弟聂磊才知道哥哥为何没有留在大陆的真实使命！

聂磊在抗战期间参加了革命工作，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长达四年时间，出狱后被聂曦安排在国民党广州部队工作。1949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广州联勤第一军人服务所中校主任。根据吴石的指示，聂磊违抗国民党要他率部撤往海南岛的命令，在广州解放之时向解放军投诚。

1949年8月，他接到了率部南撤海南岛参加内战，阻止解放军攻岛的命令。但是他没有执行，结果受到上级记大过处分。1949年10月16日（广州解放的第二天），他将所属部队人员、枪支、军用物资等造册登记，向军管会交接投诚。

但是当时由中共大名鼎鼎的杰出敌工工作与情报工作者“红色福尔摩斯”布鲁（陈泊）和陈坤主持的广州公安局却认为聂磊是国民党特务。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他五年徒刑--楼主估计这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聂曦，以及聂曦背后港台地区的秘密党组织。

布鲁（陈泊）和陈坤不久后在建国初年政法情报战线从上海掀起的“潘汉年杨帆”案大风暴中，也被时任广东省负责人的叶剑英和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下令逮捕了。

因为建国初年反特形势严峻，潘杨二陈等用了几百名国民党政府的旧警察、特务和三教九流，令公安干警队伍混入了国民党敌特人员。

审查员陈杰、刘锦如、王希恩、杨建芳等人对聂磊的审查意见是：“没有发现罪恶事实，但从其社会经历来看，可能有叛党行为。但无事实根据，可以保释或任原职加以教育工作”。科长胡毅的意见是：“保释交三科控用”。但处长（副局长兼）陈坤的意见是：“叛徒，释放后又不逃跑。企图潜伏是毫无疑问的，应判徒刑五年”。于是，聂磊被送往延安农场服刑，直至1953年12月才释放回到福州老家。

最初几年里，政府安排他去学习兽医技术，也安排了工作。但是好景不长，不知是谁又举报他是“历史反革命”。

1963年4月，福州市公安局生产科陈科长调阅档案一看，确实有广州市公安局陈坤处长在公安局内部审查表中定性“叛徒”、“潜特”的批示。于是，上报上级批准，将聂磊划定为“反革命分子”，这个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年。直到1983年5月聂磊第一次提出申诉，公安局才于1983年7月给他摘掉“反革命”帽子。但是，后面还留着大尾巴没有排除，那就是“潜特”的罪名。

在聂磊的档案中，至今还留存着一张国民党人事部门签署的给聂磊授予少校军衔的证明书。吴石将军从1947年开始，就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对解放军的渡江战役贡献极大。他把自己的小老乡聂曦调到自己身边当副官，又把刚刚从上饶集中营释放的聂磊安排在国防部第一厅担任少校参谋，足见他对聂家兄弟的高度信任。

聂磊比聂曦小六岁，于1938年2月，年仅15岁毕业于海军陆战队讲武学校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