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电影的英雄书写(2)

新时期及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电影，进一步拓展了英雄书写的思想深度与创新形式。这一阶段的创作将战争记忆与民族创伤转化为具有反思性和多样表达的影像文本，致力于把英雄形象从崇高的符号还原为具有复杂情感与人性深度的“人”。诸如《吉鸿昌》《西安事变》《一个和八个》《七七事变》《黄河绝恋》《我的母亲赵一曼》《东京审判》《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作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如《我的母亲赵一曼》以儿子追溯的视角，讲述一位母亲、战士赵一曼在东北沦陷时期为掩护战友被捕，在狱中坚守信念、宁死不屈的故事。影片穿插她与孩子之间的温馨记忆，既烘托出主人公作为母亲的柔情，也更强烈地反衬出其誓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坚定信念和最终凛然就义的英雄形象。这种处理通过个体化、情感化的叙事手法，赋予历史英雄更为丰满的人性底色，体现出新时期以来抗战电影在塑造英雄时注重内心刻画与历史真实相结合的美学追求。

随着电影产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入，近期涌现的抗战电影在延续历史叙事传统的同时，积极融合当代审美与艺术创新，通过诗意化的影像表达与传奇化的情节架构，为英雄主题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南京照相馆》《东极岛》等影片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叙事张力与情感共鸣，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呈现英雄的成长轨迹与精神世界。这种创作转向不仅拓展了抗战电影的艺术表现维度，也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文化意义，使英雄叙事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与号召力。

历史记忆的一脉相承

从早期“国防电影”呼唤救亡图存的集体呐喊，到新中国成立后“成长型英雄”凸显个人在斗争中的觉醒与升华；从新时期以来对英雄人性和心理深度的多样开掘，到近期产业化背景下诗意化、传奇化英雄叙事的兴起，抗战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塑造呈现出从事实表述到价值引领、从历史“是”到道德“应当”的多样类型与丰富层次。其表现形式和创作思路虽然随时代发展不断演进，但对民族精神的坚守、对英雄主义的礼赞以及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始终如一。

抗战电影还通过激活“后记忆”机制与互文叙事，有效地将历史中的英雄故事与精神内核传递给当代观众，实现了抗战记忆在银幕上的当代延续。比如，从《铁道游击队》（1956）到《铁道飞虎》（2016）与《铁道英雄》（2021），从《屠城血证》（1987）到《南京照相馆》（2025），电影人通过致敬经典、翻拍老片或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多角度呈现等方式，不断叩问历史，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影像对话。比如，同样以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照相馆为核心元素，《屠城血证》从中国医生展涛与外国女孩凯蒂的视角切入，《南京照相馆》以邮递员阿昌的冒死抗争为主线，均讲述记录日本屠杀罪证的照片被保存、运送、公开的过程，共同揭示极端环境下个体的勇气与良知,体现出抗战电影在叙事创新和现实关怀层面持久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具有民族志意味的影像再生产，在铭记与诠释之间建立起一种动态的精神延续。

共3页: 上一页123下一页